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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们现在专访现在开始，今天在座都是我们京沪穗三地最核心的记者，也是多年来非常珍视的朋友，大家对郑太都不陌生，郑太把安利带到中国，从0到200的奇迹也非常熟悉。今天郑太用崭新的身份跟大家见面，是安利公益基金会主席。先请郑太给大家打个招呼。 郑李锦芬：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在座几位以前在访问，或者记者招待会里面跟我见过面的可以举手让我看看有多少是我的老朋友吗。挺多的，老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又重出江湖了，说要退休，也的确是退休了，没有在安利中国里面担当日常管理的工作，是把我的晚年，在安利工作34年之后我们准备把我以后的日子很大一部分放在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其他的就作为一个女性我还是多一点时间回家陪陪我的孩子，我的孙儿吧。今天我也再次感谢大家出席安利今天的活动，我们基金会的成立的确是一个可以说在安利中国历史里面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刻。我作为基金会的主席我觉得责任非常重大，但是还好，基金会的理事长，余放女士掌管安利中国所有公共事务的工作，因为中国基金会要求我们必须有大陆人士出席理事长，所以余放就是我们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也可以说所有任劳任怨，做最多工作的人我相信日后就是余放。在座各位记者朋友可能有一些问题是围绕我们基金会的成立，或者是日后的工作的，我开始接受大家的问题。 主持人：郑太把我的工作都做了，帮我介绍了安利基金会的理事长也开始了今天的问答环节。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提问。大家一个人可以有两个问题，提问之前自报家门。  郑李锦芬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提问：您说两个问题我马上迅速看了哪两个问题比较重要，我本来问题比较多。刚才一直在说我们基金会成立是一个比较首要性的，因为可能是民政部注册的第一个跨国企业背景的这样一个基金会，刚才一直在说得到了民政部的一些支持，刚才有专家说这是一个信号，那么我想知道我们跟民政部接触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得到了哪些支持，和最后成立的情况，它的支持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有因为刚才也说到，在介绍基金会的时候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会让公众来清楚它的去向，我想知道基金会以后钱财务状况的透明化是怎样执行的？比如我们的年报，我们的财务状况，我们的项目信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公众知晓。谢谢。 郑李锦芬：谢谢，你提的两个问题都比较具体的，第一个问题可以请余放回应一下，因为北京这边跟民政部联系的工作都是余放来抓的。 余放：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安利公益基金会从酝酿到筹备的过程，其实很简单，我们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了成立自己公益基金会这样的计划，很快我们就准备好了所有申请的文件，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报到国家民政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是民政部下面第一家跨国企业背景的申请非公募基金会，所以需要到国务院主管的副总理这一级要做一个审批，所以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大概经历了六个月的时间，从递交申请材料到最后经过民政部的初审到报到国务院，最后批准给我们最后颁发法人知照，大概前后六个月的时间。 郑李锦芬：第二个问题，我说每一分钱我们都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做的非常严格认真，这个工作如何进行推进，如何能够公开透明的让所有捐款人知道自己的钱确实是开花结果的，这个我们会透过组织，通过一个系统来做的。 余放：跟所有的基金会是一样的，其实透明、公正、诚信是所有基金会的生命，我们筹备的时候从制度方面就已经做了在民政部的指导下，做了非常全面的设计。首先章程，包括项目的管理制度，包括在吸收捐款各方面的管理制度上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文的规定，有政策。那么在具体的制度方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安利基金会的网站，今天已经正式开通了，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我们会通过网站发布所有捐款人的信息，我们也会定期的邀请我们一些重大的项目捐方对项目进行回访和监测，我们会定期的把目前我们两到三个月一个季度，我们会把一些项目进展的情况以报告的形式递交给我们主要的捐方，这是对他们的反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对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所有NGO的一些规定，包括接受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审计，常规的操作我们都会严格按照条例的操作的，保持我们的透明度，这是我们最为珍视的一点。 提问：我是IT经理世界杂志社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安利以前在社会责任上做了很多了，我不知道这个基金会跟以前的组织架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叠，或者怎么去分摊和运营。第二个问题是您在演讲的时候讲了志愿者这一块，安利有大概187支志愿队伍，6万多名志愿者，这是很庞大的队伍，我不知道基金会会不会去负责管理这样的志愿者，怎么去跟安利总部，或者安利中国这样一个管理组织上有什么运营上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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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李锦芬：我回应第一个部分，的确是安利公司1995年就开始成立，开始营业，大家看到在过去16年安利中国也都不遗余力的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尽自己的一份努力，但毕竟安利中国是一个企业，是一个营销的企业，是销售产品，跟所有企业一样，也有追求利润的一个目标。公益慈善也不是它核心的业务，这是非常正常的。到了现在我们也看到安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年营业额221亿，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我们觉得安利公益慈善事业应该可以用更专注的方式把它传承下去，从过去的安利中国把公益慈善事业作为其中众多公司部门之中一个部门做的具体工作，变成了由一个基金会，国家批准核准登记注册的基金会来全面负责他的营运。我觉得这样做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更专注的从事我们爱心事业，更全面的可以跟外界去交流，沟通、整合我们跟外界的一些资源，更深入推进我们要做的公益项目，这个可以说对日后我们工作的效率以及做出来的成效更有保证，更有延续性。
另外作为基金会我们得到一个资格，什么资格呢，我们可以有定向募捐的能力，也可以说我们发挥一个新的平台作用，以前安利公司赚了钱自己有盈利的状态之下，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你去做捐赠可以，但是人家要跟你一起做捐赠，不是安利公司自己捐赠，比如安利公司的职员，有8500名员工他们也喜欢参与这个捐赠，或者是我们安利公司做直销，我们有很多营销伙伴，有很多经销商，有很多直销员，他们也有兴趣加入去做捐赠。所以我们安利大家庭已经到了一个规模，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平台，他们也可以参与捐赠的行动，与公司一起来做。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基金会的身份，我们就可以可以接受他们的捐款，大家共同以安利基金会的名义做我们的善事，这个特别有意义，不单是公司母体去做捐赠，而是大家庭里面所有成员一起在安利这一个品牌下去做爱心活动，这个我想大家都觉得是其中一份子，所以对我们安利公司来说是走进一个新的篇章，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刚才志愿者的部分，志愿者我们在全国已经登记注册了187支志愿者队伍，遍布在全国各地，其中有6万多名。至于管理规范各方面的工作，他们登记注册不是在安利旗下登记注册，他们是共青团下面的志愿者，所以各地团委就是他们的领导，因为他们是安利注册的志愿者队伍，所以我们安利公司当然也会给予不同的志愿者队伍财力上的帮忙，不是我们单方面做管理的工作，我们会通过不同的项目，项目需要经费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予帮助。
提问：基金会不参与志愿者的管理？
余放：严格意义上讲安利公司是企业，是不能招募自己志愿者的，所以我们原来的那些志愿者，分布在各地的志愿者都是挂靠当地的团委下面，是专业的志愿者。安利成立自己的公益基金会以后，公益基金会作为NGO是可以招募自己志愿者的，所以未来安利的6万多名的志愿者，他们未来都会加入到安利公益基金会，成为我们一支非常主要做公益事业的力量，所以安利公益基金会，不仅承接安利公益的传统、经验，其实也承接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未来安利公益基金会的志愿者是我们各地做项目非常宝贵的优势人力资源。
提问：我是上海日报的记者，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安利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看成业界的标杆，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安利在公益慈善领域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第二个问题想请你们谈一下对于基金会未来运行的一个规划，以及预期目标。
郑李锦芬：你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对基金会的规划跟长远的目标，今天早上在我的会上介绍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内容，所以或许我们可以为他提供一份讲话的内容，就不需要再这里再重复。我们公益的经验，其实每一个企业我想他们都履行自己的企业责任的时候都累积了不同的经验。我自己回头看我觉得我们在公益慈善事业这一方面也做了不能说自己做得好，但是我觉得也做的有点特色。我想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有明确的目标，也有策略的去做我们的公益活动，而不是任何活动讲爱心，讲公益的我们都去做，而我们是非常有目标的。第一就是响应美国总部，因为我们在全球选定了一个所谓CSR方向，社会公益活动的方向都是围绕儿童的，所以安利公司在美国总部那边已经在7、8年前已经号召所有的分公司，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儿童，儿童的健康，儿童的营养，儿童的心灵、智力的发展，围绕着儿童来做，所以我们一部分就是围绕儿童，所以目标很明确。另外我们在中国这边也按国家的情况，我们自己又加了一块就是环保，因为在中国我们觉得环保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世世代代会影响我们未来后代发展的。我们也选定了我们要支持的方向，当然因为安利公司本身我们销售的产品也是非常环保的，在中国选定我们自己目标的时候，受助群体的过程是有战略的，是儿童跟环保。
另外我们也考虑安利公司，我们做直销，公司不单是靠公司只有的员工努力，我们也培训了好大的一群安利营销队伍，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队伍。所以就变成了我们有很大的人力资源，这个人力资源在中国情况下，就变成了我们鼓励他们去成为志愿者，来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所以如果你说我们过去多年来，如果说我们在公益领域能够做到一点点成绩，可以受各方尊重或者赞赏的，我想第一就是有策略。第二也能带动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人力资源的优势，不是公司自己做，也把我们整个家庭的成员大家带进来一起做，使得我们所做的项目的影响力就比较深远，而且涉及的面也比较广，所以这两个方面是我们特别考虑的。
余放：春苗厨房我进展再补充一下，很多媒体感兴趣这个信息。目前是这样子，我们这个项目是跟关工委合作的，所以在区域的选择上，我们跟两边一起碰出一些区域，我们的标准是说在选择这个区域的地方，政府必须是权利支持的，因为他要给予我们一定的配套和政策支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们已经先框定了三个省份，广西，今天仪式上已经见到了，重庆也是我们亲自去看过了，另外一个省份是陕西，我们首批选择三个省来做一个试点。为什么要做试点，其实我们春苗计划是想探索出一个模式，一个基金会也好，一个政府也好，一家机构也好，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探索出一种模式，能够吸引NGO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学校的力量甚至家长的力量能够探索出一种新的模式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是靠一家之力能够解决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是非常注重能否发挥出一种示范作用和探索新的模式，目前我们已经选的地点跟当地政府在做第二轮深入的探讨，让他们作出相应的承诺，我们的资金就会进入，厨房配备的过程中速度应该还是比较快的。
郑李锦芬：对，余放刚才讲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你看全国的很多孩子，留守儿童刚才说5500万，我们三年做的真的能够做成，也只是帮助几十万而已，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做一个示范的作用，能够唤起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你说一些方方面面，某一个县政府或者市政府对这个问题很关注的，政府一出手他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但是当然它也有它的考虑，也有优先的排序之类。我们只是唤起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如果有更多其他企业，更多人士去捐献营养厨房更好，在我基金会旗下做的，或者自己独立做的都没问题，我们都非常看重这个成果。 主持人：刚才郑太和余总回答了很多公共性的问题，所以下面提问的记者朋友是北京的媒体朋友。 提问：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的记者，很高兴每次见到您都是这么漂亮和年轻，可见安利保健品效果是不错。根据大家问的都比较硬，我问比较软的问题，您本人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对农民工子女的了解有什么变化？还有一个也是小问题，作为基金会主席，您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一位女性，这个身份是否会影响您对农民工子女的感情？ 郑李锦芬：我对农民工子女的感觉有没有变化，谈不上变化，因为很坦白的说，我从90年代开始鼓吹美国到中国来投资开拓市场，从1991年到今年初我退下美国安利公司执行副总裁的位置，在这20年间我看到的中国坦白来说主要都看到中国最繁荣的一面，因为我的工作繁忙，所以我看到差不多所有中国大城市的飞机场、酒店、开会的地方一般都是五星级的酒店，我的办公楼，我的店铺，我看到都是中国最繁荣，比较美好的一面。就是做了公益基金会之后，我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中国的另一面，我们去了南京、重庆，去了好几个地方，就真的看到中国比较落后，还待开发的一面。我觉得这个对我本人是非常好的，因为我有比较平衡的感觉，对中国整体有更全面的认识，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当然我看见孩子他们的营养状况，看见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生活状况也都是很惨的，我们今天只是讲他们营养方面，吃的不好，不够营养。但是如果你去看他们生活的条件也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们住的床是上下铺的，一个床我们一般是一个人睡一个床，但是你看这些孩子，他们是四个孩子在一张床竖着睡的，五、六年级的孩子，他们腿很长了，都是掉下来来睡觉的，因为地方根本就不够，没有足够的硬件设备。所以看了之后很心酸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这一个工作，也非常高兴自己能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做点小贡献。 主持人：去年郑太升级做了奶奶，今年又做了主席，我们发现郑太不仅依旧美丽，而且越来越感性，越来越慈祥。借用佟乐泉主任一句话，美丽与慈祥交融。 提问：我是上海文汇报的记者。首先要祝贺郑太的新身份，也祝贺安利公益事业的新台阶，从今天一整天的会都看到各方面都在关注，关注公益的民间企业也很多，刚才王振耀先生有这么一个评价，中国民间公益有三件大事，一件是安利成立公益基金会，壹基金变成公募基金，还有河仁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成立，他把这三件事情并列您怎么看，我们这一个基金会和其他几个基金会差异是什么样，因为安利做事情一直很有目标。 郑李锦芬：我想对王先生的评价也是非常感谢的，也是对我们的感谢。他讲的也是挺标志性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安利是一个跨国企业，又是一个民企，另外是个人的名义，所以看起来的确是很标志性的情况。至于我自己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在慈善事业这方面，有一种新的，比较开放的一种思维去走未来的慈善的路，越来越开放，普及面越来越扩大，这是非常好的事，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提问：我是广州羊城晚报的记者，我想问跟广东有关系的问题，第一个我想问一下春苗营养计划什么时候会落到广东？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广东很多贫困山区也存在营养方面跟不上的问题。另外我知道广州安利已经在阳山县一个小学里面成立了营养厨房，我想问这一块会不会纳入安利基金会里面运行？ 郑李锦芬：这个情况我都不了解。 许丽心：其实阳山是在广州这边是比较贫困的地区，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帮助那里的孩子去在各方面都给予很多的关注，一直以来阳山也是我们最早希望小学的所在地，最近以后全国媒体和政府都很关注山区孩子的营养，所以我们从这里也有一个启发，我们公益基金会成立之后我们的目标是关注山区孩子的营养健康，我们做了小小的尝试，我们希望为我们山区阳山的小学提供一个营养扶助计划，不叫营养厨房。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举动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营养，这个也是我们今后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应该跟我们公益基金会的大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 主持人：这个项目正在申请基金会的资助，还没立项，基金会主席还不知道。 郑李锦芬：广东什么事情都是跑的比较快，所以可以理解。春苗计划什么时候可以进广东。 提问：这个项目既然成立基金会会不会就直接到这里？ 郑李锦芬：我们初步计划没有把广东包括2011年的厨房计划里面的，我们第一波是做了三个地方，刚才讲的广西、重庆跟陕西三个省市，当然广东省也可以在我们未来第二波被考虑之中。中国有这个需要的省份非常多，广东相比之下比较富的，尽管安利中国我们的总部是设在广州，但是我觉得我们考虑的时候还是会全面性的去做多方面的考虑，但这个不是广东他们没有权利做营养补充小计划，他们我们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支持的。 提问：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我想问一下郑太和余放女士一个小问题，刚才你们也讲到了，你们也亲身参与到安利的公益事业，在贫困地区也好，在西部地区也好，你们能不能讲一下，当你们看到那些儿童的时候，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片断或者是场景是什么？ 余放：你要说感人的片断，触动我的片断真的非常多的，刚才郑太讲到我们原来比较少机会，可能我比郑太多一点，去过支教的地方看过那些孩子，但这次单独针对这些贫困孩子营养状况去看，其实机会不多的。我们去到广西杜安县的那所学校，进到学校刚刚进校门第一感觉我感觉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山清水秀的，校舍也都是有的，都是二层楼，看上去外墙也蛮不错的，我们到的时候距离中午吃饭有10分钟，我们在校园里等了一下，发现下课以后，我们刚进校门没有看厨房在哪里的，当时事先教委告诉我们有蒸饭的地方，我们没来得及走进去孩子们已经下课了，看到这些孩子非常整齐的排着队走到学校的一个角落里，我们想象那个角落应该是厨房了，但是我们走过去想象条件会很糟糕，会很艰苦，但没想到那么艰苦，其实只是一个草棚子，草棚子下面只有一个高高的蒸炉，有一个老师站在那个台阶上，因为那个学校有400个，要做400个黄豆蒸饭，每个孩子都有两盒，一盒饭一盒豆，老师帮着他们把那些饭盒拿下来，拿下来摆成一片，那些孩子到那去以后都静悄悄的，每个人都拿走自己的饭盒，在我们眼里每个饭盒都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标志的，老师告诉我们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次拿错饭盒，他们天天用，年年用，他们饭盒打的结的不同就可以判断出是不是自己的饭盒，所以他们秩序非常好，非常安静，把饭盒拿好回到宿舍楼，操场每个人蹲那吃，吃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待会儿郑主席也会讲看到那些孩子的场景，吃完以后很快孩子可能也没有什么条件去把饭盒洗干净，吃完以后非常快，动作非常娴熟，每个人有一个木箱子，从木箱子再把米再拿出来放到饭盒里面，把豆子放那里，又乖乖的放到蒸炉，我们是目睹从吃饭到做下一顿饭的过程，把那些饭再蒸四个小时，常年就是这样的过程。 郑李锦芬：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当我看到他们生活的状况，吃的，住的，我觉得很可怜，我心很酸，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但是我跟孩子交谈的时候让我非常惊讶的，也不需要惊讶，因为孩子没有比较过，孩子他本身，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可怜，这些孩子总体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可以的，比较害羞，比较被动，你跟他谈话他也好象不太愿意回应，都是在笑，或者是好象要躲开，自信心好象没有平常一般城市的孩子那种自信心，但是他们没有觉得很苦的。所以我马上想到，如果有时间我希望在夏天的时候，鼓励我的同事，把他们的孩子叫给我们，带他们去看看，被城市宠坏的孩子，暑假不要带他们去香港迪斯尼乐园，海洋公园去玩，暑假很好的给你孩子的活动就是带他们去这些山区，去看看这些地方，看其他比较没他们那么幸福的孩子怎么生活，跟那些孩子做一些交流的活动，让他们能够了解，对自己所拥有的，让他知道自己多幸福，让他自己深入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夏天为我们同事下一代安排的活动，我自己是觉得挺好的。人比人比死人，那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比较，都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但是我们倒是有这个责任去改善他们的情况，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并且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余放：郑太讲一个细节，一定要带着孩子看这些孩子怎么吃这些米饭的，那些孩子从边上一口一口的吃，到边上把整盒的饭吃，城里的孩子是从中间挖着吃的，挖到哪吃哪，这些孩子不是的，一定是从边上一口一口的吃，吃的非常整齐，到最后整盒饭都吃光了。 主持人：希望有机会带在座的媒体去看一看。 提问：我是来自上海商报的记者，想请问一下郑太，刚才估算了一下我们未来三年在三个重点项目上的投入有差不多8000万元，公益基金会项目初始启动资金是多少，后续的投入有没有计划，是不是考虑每年年营业额当中抽取一定的比例来注入基金会？ 郑李锦芬：是不是每年从营业额抽一个百分比出来，你今后就会多买安利产品了？我们起步的时候，安利中国出资1个亿人民币放在基金会，相比刚才讲别的基金会来比，我们不算多，但是作为跨国企业在中国来说应该是可以了。每一年安利中国在盈利状况容许之下也肯定会继续支持这个基金会，但是我想没有必要每一年都拨1个亿过来，因为我觉得这要看安利中国本身的盈利状况，毕竟它还需要做很多科研的工作，研发的工作，我开发一个市场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现在我们基金会有一个定向的募捐，我们是非公募基金会，不可以公开的去从外界呼吁人家捐款，但是如果比方说我们安利大家庭里面的成员，在座的记者朋友，你们都已经认识了这个基金会，你觉得这个基金会还是一个可信的，有信用的一个基金会，你们也乐意捐款，或者其他外界人士，我想透过其他的捐赠，我们基金会也肯定会有一个收入的来源。我们也有其他计划，每一年有定向的募捐计划。所以我们的财力，基金会本身的财政状况是足够我们计划之内的各个项目，当然到日后随着我们基金会推进，如果捐款的来源是非常广，非常多的，当然我们的项目就可以做的更丰富，就不是1000个厨房，如果我们捐赠的人是多的，我们可以比今天讲目标的数字做的更好。 提问：我是广州时代周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公益这个东西是需要传播，是需要去复制的，那我很好奇安利公益基金会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号召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些农民工子弟。据了解像有的企业，会在产品包装上面写个什么东西，买了之后大概会有多少钱投入公益基金会，我不知道这个方式安利会不会借用？还有怎么样进一步的去扩大公益基金会的影响力？ 郑李锦芬：我想我们肯定要走这个方向的，因为现在的慈善事业肯定都是非常重视，非常关注大众参与，这是最宝贵的一环，安利会有一些项目，好象你刚才说的，我们可能会指定某一些产品，这个产品你购买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一对一的配送，你购买这个产品，其中每买一个你就会捐2块钱或者3块钱，同时你捐3块我也在安利公司拨3块，或者你捐2块我多拨2块，配对的情况之下来换取更广大的消费人群，各界的社会人士通过这些项目做捐赠。 余放：另外其实刚刚也讲到，我们有非常强的优势，我们人力资源，我们广大的志愿者。其实这么多安利公益基金会的志愿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爱的火种，他们能传播安利公益基金会理念，他们传播我们的项目，让更多的消费群体认识到安利公益基金会的理念，认识我们的项目，认识我们在做什么，这也是非常好的传播渠道。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黄总裁。今天刚刚听您的演讲的时候也提到安利的经验，有三点，一个是做公益需要专注，一个是深度参与，另外一个是整合社会资源。第一个和第三个我能够理解，第二个就是取得公益效果这方面，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总裁，郑太是当主席了，所以他可以不考虑安利的运营情况，经营情况，业绩情况，但您需要，而且您最大的任务可能还是商业运营这一块，运营安利，我想了解安利做公益和做运营您怎么考虑平衡，刚才说拨款看你盈利状况才行，您盈利越多他实力可能会更强一点。 黄德荫：谢谢你的问题。一直以来安利公司就在投入公益赞助活动里面，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性格的一部分，从我们两个创办人开始创立安利家族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它是代表我们企业的一个性格的一部分，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跟我们自己的经营上面不会有什么思想上的冲突，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投入公益活动是需要一些资源，而且一些资源也要看企业本身营运的效益，在这方面，在过去安利的经营，我们一直都还算是可以的，所以就在公益事业方面，我们在过去15年都是一直有投入，而且我们的投入规模是一直有在扩大这方面做的很好。 提问：我是环球时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个问题，您今天在讲话中谈到了说安利公益基金将会充分的借鉴很多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慈善的理念，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可能正在处于一个比较初级或者比较粗线条的一个发展阶段，您认为说我们和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国家相比的话，不足的地方有哪些？ 郑李锦芬：坦白说我觉得今天我不是有这个资格可以有深度的回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刚才从一个企业的CEO，一把手的位置转到慈善事业的基金会的主席这个身份，所以我自己也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知道海外的慈善事业里面，有非常多的民众的参与，是企业主导，民众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但中国政府，中国的情况跟海外不一样，我想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比较多，但是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一个势头，有更多的跨国企业也可以登记注册基金会，所以有这个趋势，已经在中国看到这个趋势在开展了，这个势头出现了。我自己本人，我准备在接下来我的工作具体基金会运作，当然有余放去做，我准备会花一些把海外的，我知道比方在美国，有很多基金会，他们每一个基金会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比方做教育的工作，有一些基金会专门做研究的工作，每一个基金会有一些特色的，有一些基金会，是专门给比较落后的国家某一方面，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工作就是我希望去学习，去研究这些不同的基金，来找那些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来，我可以把他们中国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因为我们有整合资源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去联系，为他们介绍中国农民工子女，下一代需要一些什么帮助。因为对很多外国的慈善机构，NGO来讲，他们是对兔唇，或者是失聪，或者贫困，这是很简单的一方面。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有8000万的孩子是需要帮助的，如果有一个基金会在中国能够已经掌握了这边的资料，为他们提供，这也可以把海外的业务，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够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了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得到政府的信任之后，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有这个机会去引进其他的海外的有心人士到中国来做，来支持我们这些项目。因为我们刚才说1000个厨房，讲出来1000个好象很多，但实际能够帮助几十万个孩子，需要几千万，根本就不够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拉动外国的一些友善的，有爱心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也很好。反正他们很多钱都去了印度，去了中东，去了其他国家，到中国不是更好吗，我觉得很多工作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