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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利中国被指涉嫌传销 受害者欲联合实名举报

来源:中国日报网责任编辑:佚名2013-05-29 12:02
安利中国被指涉嫌传销

        中国日报网商业频道5月29日报道 “挖地沟”、“拉人头”、“无证培训”、“乱收费”……安利中国乱象丛生。而所谓的“团队计酬”及安利默许的“跨区域经营”,更让一位有

  “做了一场噩梦”、“地狱之旅”——山东烟台人刘月映用这样激烈的字眼来形容她的十年安利直销经历。

  2000年,她和丈夫李文“热血沸腾”地加入安利公司,但十多年后,她们几乎落得两手空空,“十年心血”付之东流。

  “我要剥开安利华丽的外衣,让善良的人们看到安利的真面目。”刘月映说。

  被“挖地沟”与“团队计酬”

  促使刘月映“觉醒”的是一起“挖地沟”事件,她和丈夫李文是直接的受害者。

  李文、刘月映于2000年8月先后成为安利公司的个人签约经销商,其后“用了近十年青春时光,付出了全部心血”开拓市场并成为高级经销商。据介绍,期间她们发展了包括王志恒——牟红岩——卞秀敏这户高级主任团队,整个团队的市场份额每年做到了一千多万。

  “安利采取的是团队计酬的模式,”刘月映介绍,“比如我发展了一个下线,下线的月销售额为2500元,我的销售额为5000元,那么下线只能领取2500元的9%,而我则可领取的是7500元的12%减去下线领取的佣金”,而且,如果下线人员能达到每个月八万的销售额,二人则可以拿到百分之四的“领导奖”——卞秀敏团队就达到了月销售额8万。按照这种计酬方式,2008年,夫妻两人的年收入达到18万元,“加上年底一些奖金约有20多万”。

  但令刘月映李文始料不及的是,卞秀敏竟被“挖地沟”(胶东用语,类似“挖墙脚”之意)——她带领自己的团队“转换部门”,另投他人。2008年12月,卞秀敏申请退卡,2009年2月,退卡申请生效。

  这意味着,李文、刘月映团队本能从卞秀敏团队获得的利益提成,被申作振“凭空”取得。“4%的领导奖等都没了,这给我们夫妻和卞秀敏的直接领导人牟红岩、王志恒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刘月映说。

  按安利公司《加强治理市场干扰的新举措》规定,卞秀敏退出李文、刘月映团队后为12到24个月不能重新加入安利营销队伍,情节严重者将永久禁止进入,但实际上仅仅5个月后,卞秀敏即加入了同为烟台市场的申作振团队。

  在刘月映看来,卞秀敏的“叛变”是受到了申作振的“拉拢”。但5月13日,在安利中国烟台分公司,烟台业务营运负责人战冬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营销人员之间相互拉拢,她告诉记者,卞秀敏是由于和上级领导之间合作不愉快才离开原来的团队。

  “她(刘月映)没有提供出证据来,”战冬梅表示,刘月映向公司投诉后,她们内部调查、协调了很长时间,但调查的结果是“(刘月映的)指控不成立”。

  耐人寻味的是,采访期间,战冬梅在跟“领导”汇报后再次面对记者时,开始矢口否认存在“团队”,否认“团队计酬”与“4%的领导奖”,“经销商都是和安利公司直接签合同,”并称经销商都是直接拿公司的提成,相互间的薪酬没有关系,“4%的领导奖至少2003年就没了。”

  不过,刘月映提供给记者的薪酬明细反驳了这一说法,她的一位同行在电话中也明确表示,“4%的领导奖还有,不过是换了一个叫法。而安利公司在会议培训的时候,还都会提到‘领导奖’,只是现在的月销售起步额度提高到了十二万五千元。”

  事实上,安利方面对团队计酬的忌讳并不难理解。

  因为2005年国务院公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明确禁止团队计酬和网络直销。比如,《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而《禁止传销条例》则将“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列入传销行为。

  而安利中国一直试图规避直销法规的约束。据2012年8月中国经营报报道,早在2003年,安利公司就规定每个经销商都与公司独立签约,也各自从当地店铺直接提货,在安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只有一个环节,即安利经销商。但不为公众所知的是,在经销商这个环节却又暗藏着20个子环节,这就是安利经销商的20个层级。每个经销商都隶属于某个团队某个更高级的经销商,这20个层级的安利经销商总计可以拿到20项佣金。安利20层经销商的奖金播出率总计达到了税后营业额的54.3%,实际上远超直销法规明确规定的“佣金封底在30%”的标准。

  据报道,在安利公司内部,其奖金制度包括九种十二项:个人销售佣金奖、市场开拓奖金、领导奖金、红宝石奖金、深营销总监、全球政策咨询委员年终奖金等。在这九种十二项奖金中,安利公司只向国家商务部报备了市场开拓奖这一项,将这一比例规定在27%,是为了规避《直销法》所规定的30%上限。

  刘月映也告诉记者,在《直销管理条例》出台以前,安利公司每个月末给她发放的奖金,每项都有明细,但直销法出台后,安利改为分两次分别在月初和月末发放佣金,月初发销售佣金奖,月末发其他11项奖金,合起来称为市场推广费,且不再有各奖项明细。虽然奖项的名称改变了,但是老安利人都知道这一项制度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总的奖金并没有发生变化。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对此曾明确指出,安利“采取了团队计酬的模式”,“实际上是不规范的直销企业”。

  无证培训与“跨地区经营”乱象

  安利中国的“不规范”并不限于此。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在烟台市场还存在“无证培训”及“乱收费”等现象。

  5月11日,安利烟台分公司三楼的三个会议室里均“有课”。记者也前往“听课”。其中在有三十多人参加“培训”的第二会议室,主讲人森军眉飞色舞地正在台上讲“销售技巧”。培训间歇,记者问森军:“森老师,你讲的这些内容需要培训证才能授课吧?”

  森军:“对的,这是新进员工的培训课,已经属于后期。”

  当记者他是否有直销员培训证时,森军底气十足地回答,“有啊,没有怎么能培训?”

  但安利烟台业务营运负责人战冬梅却明确告诉记者,本地区有直销员培训证的只有三人,森军不在这三人之列。

  按《直销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直销企业应当向符合规定的授课人员颁发直销培训员证,并将取得直销培训员证的人员名单报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有趣的是,在记者说明情况后,战冬梅又改口为森军辩解称,森军只是在分享他的销售经验或产品展示,并不是直销员的培训。

  而与森军同步进行“培训”的其它两个会议室里,杨九妹在讲解销售方面的内容,刘文文正在向营销人员展示产品,她们均没有直销培训员证。

  记者粗略统计发现,三个会议室里,参会人员共有60余人。有参会人员向记者表示抱怨,经常被要求上交“一元钱”。战冬梅对此解释,“收取的是会场租用费,有时会收一点。”

  而按《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直销企业进行直销员业务培训和考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刘月映告诉记者,这些违规现象实际上普遍存在,目的就是“拉人头”,想方设法地“拉人”加入安利经销队伍。“如果和个人报酬无关,谁会千方百计不顾尊严地拉人头?安利否认团队计酬,否认有4%的领导奖,那么就请相关部门进行调查,看看该公司是如何给那些高级经理发放酬金的,又是如何计算出来了的百万千万的奖金,不是靠千千万万的下线倾家荡产地购买产品产生了巨额营业额,仅靠自己销售何以拿到如此高额的报酬?不靠发展下线构建网络,谁又会去从事安利的事业?”

  上述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也指出,正是由于团队计酬模式的存在,才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经销商加入,然而这些中低层经销商们却并不能收获到安利宣传中那样的巨大财富,大量处于基座底层的经销商只能不断地以高昂的投入来支撑业绩,换回有限的提成回报。“所以安利公司在公开场合非常低调,而许多安利直销员却在前方吹牛。安利公司对于这些所有夸大宣传的态度是绝不公开承认,但也绝不辟谣,公开承认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要负法律责任;公开辟谣则安利人无法再造谣,对销售不利。”

  《直销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还规定,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招募直销员应当与其签订推销合同,并保证直销员只在其一个分支机构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已设立服务网点的地区开展直销活动。

  在安利(中国)官方网站上的营销人员十项警示中,严禁跨区经营也是排在严禁团队计酬之后的第二条。

  但刘月映告诉记者,“跨地区经营”现象至少在烟台普遍存在,“我的下线里就有济南等地的。”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安利禁令规定销售代表应“专注于本地市场,严禁跨区经营”,但令行却未禁止。刘月映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安利直销人员可作为推荐人发展外地人员进入自己团队中,推荐人的下线在办理会员卡时,要填一份表格,表里就有一项要求填推荐人姓名、身份证号。这样,下线无论在哪个属地分支机构办的会员卡,其销售业绩都会计入原推荐人属地的业绩,属于原推荐人的团队。每个人都属于他上线的销售团队,这样也就做到了跨区经营。而这一切,均由安利的电脑系统完全管理,极为准确。

  “总之,一切还都是为了拉人头。”刘月映评价。

  受害人称欲发《告全国安利受害者同胞书》

  在向安利方面投诉未果近一年后,2000年8月21,刘月映愤而退出安利。

  据她介绍,自2009年10月往安利总部打电话、寄材料,都“石沉大海”。

  2012年2月,她写了一篇散文《地狱之旅》发到安利广东总部市场部,随即安利山东市场部童主任来电称,“尽快解决此事”。

  这次见面,刘月映被问到有什么要求,刘称“要店铺改正错误,将卞秀敏新卡号撤销,并由受益人申作振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但这次会谈并没有实际结果。

  记者了解到,此后安利方面又和刘月映进行了四次会谈,但都不欢而散。“童主任问我,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安利公司的内部制度都不执行,我们还需要什么帮助?”刘月映认为,安利公司一直在“安抚”她,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而最近的一次会谈中,刘月映告诉记者,童主任跟她见面的开场白就是:“这次见面不是我愿意来的……”

  折腾了三四年,刘月映现已陷入对安利深深的失望中,她写了一篇《团结起来,我们一起维权——告全国安利受害者同胞书》的文章,准备发到网上,“权当我向政府相关系部门的实名举报”。

  刘月映不知道的是,安利直销模式早在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中就被指“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报道指出,和沃尔玛等商超模式相比,以安利为代表的多层次直销,把现代化商业的高效大规模运作逆转为每个人单独的销售运作,从宣传产品、进货、库存、销售、送货、到售后服务全部要每个人自负其责,效率是大大降低的。“安利的营业模式直接导致了营销效率几十上百倍地下降,但是由此而造成营销成本的巨增却是不需要安利公司承担的,而完全由营业代表自己承担。

  同时,上级营业代表可以有效地将成本转嫁给下级,而上级却还可以拿走下级利润中的一大块。这才是安利和传统商业根本性的不同之处。”

  上述报道还指出,“下级的营销成本会几十上百倍的急剧上升,要想通过销售产品来弥补成本,事实上已经毫无可能。因此,绝大部分底层是必然要赔钱的,最后绝大部分人做不下去,离开也是必然。此外,安利的营业代表并非安利员工(如果是员工,则按照劳动法,安利就必须为他们买福利、社保),而都是独立经销商,这在法律上意味着安利公司不必对经销商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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