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销罪”究责案例鲜见
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传销头目实施逮捕的案例，江西省公开可查的案例，最早见于2009年7月——南昌市检察机关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6名涉案金额300余万元的传销组织高层批准逮捕。
在《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此前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主要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但非法经营罪有数额限制，涉案不到5万元的传销头目，所面临的处罚将是行政处罚而非刑责，罚不当罪致使传销活动屡禁不止。
增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后，曾有业内人士乐观预计，这为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施行3年来，虽然相关部门持续保持对传销活动的打击力度，但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予以究责的案例却很鲜见。
张克明说，虽然他没掌握相关统计数据，但2011年在南昌县以该罪名究责的案件不足5起。
多名受访民警表示，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涉嫌传销的案件，多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抢劫罪、强迫交易罪等追究刑责。
反侦查意识强致打击传销取证难
“传销案件取证难，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张克明这一观点，得到了多名受访民警的认同。
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甘棠派出所所长刘志宏告诉记者，现在的传销组织成员都比较年轻，文化层次较高，不仅采取系统式精神洗脑，还经常威胁、恐吓下线成员，“如果被人抓了，千万不能说是我发展的，否则你们家人都会有危险”。这导致传销窝点被查出后，传销人员不愿也不敢配合办案人员。
在办案过程中，民警还发现传销头目的反侦查手段越来越强。
张克明介绍，许多传销组织为逃避打击，实行A级→B级→C级→D级→E级“金字塔”式管理，下级对上级直接负责，单线联系，不准内部横向交叉发展下线。住宿方面，每个“家”（传销窝点）安排一名C级“家长”负责管理，传销头目与这些“家”分离。
张克明说，按照法律规定，要追究传销头目的刑责，其必须有下线，头目和自己的下线分离，便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律师认为，部分传销行为建立在信任关系的基础上，上、下线往往具有亲密关系。他们在交付财物的时候，高度信任对方，很少要求对方提供收款凭证。而且，在传销中单笔业务往往采用现金交易的方式，导致抓获嫌疑人后，获取证言和书证比较困难。
“涉案30人以上”如何界定
许多受访民警还提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标准中“涉案人数30人以上”该如何认定，也直接影响到传销案件的侦办。
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8条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根据该司法解释，要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在传销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实施了组织领导行为，组织领导的传销人员在30人以上。
组织领导传销罪之犯罪构成及其特点与危害' class='thumbnai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