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疯狂的人中，有把皮鞋擦得锃亮的商人，有衣着时尚的大学生，也有鞋子上沾满泥灰的农民。
志愿者赵学兵想起几天前的一幕，仍会觉得恐怖。他在廊坊传销窝点蹲守救人时，赶上传销人员去“上大课”。“你无法想象那种场景，大大小小的马路上挤满了人。”赵学兵挑起眉毛说，他稍作停顿想了想，“就像北京地铁的早高峰。”
一名在合肥做“资本运作”的受害者曾自豪地描述自己的团队：“市政府广场上来往的同行一拨接一拨，合肥少说也得有20万人做这个。”
天津一个受害者的家族里先后有18人卷进了广西北海的传销，“一所几千人的小学，全是做传销的人的子女”。
“前几年传销主要集中在南方，现在中部地区、华北、东北都泛滥成灾了。”在李旭团队绘制的“中国传销地图”上，越来越密集的红点汇成一片，淹没了大半个中国。
反传销志愿者几乎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对他们来说，一次成功的劝说不仅救赎了别人，也是在救赎自己
刘卫军的女儿烫着大波浪，一声不吭地坐在“谈话室”。这是反传协会的志愿者与传销者对话的地方。
志愿者先是讲了一些常识。可她东张西望，耐不住性子。有时她会反驳说，自己所做的，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好事。她还会拿一切“关联物”来证明行业的合理性。她甚至认为团队发了少量的“新钞票”，这就能说明国家绕过了银行给他们拨了专项资金。
当志愿者否定她的说法时，这名年轻的姑娘甚至说志愿者“不安好心”。直到志愿者准确罗列出她所在组织的作息规定、上课内容，甚至菜谱时，这名年轻的姑娘才静下心，一起论证起“行业”的运作机制。
几张白纸上的一番演算下来，所谓的“资本运作”不能自圆其说，这名大三学生抱头痛哭。“就像走出一场梦境一样。”她哽咽着对志愿者说。
“我们能击碎别人的梦想，就在于我们不少人都曾是传销受害者，有的人级别还挺高。”李旭说。
2004年，在家磨豆腐的李旭进入传销组织。在拼命发展了几十个下线，上升到一定级别后，他越来越怀疑自己千万富翁的梦想。
“传销组织层级间没有信息流动，级别越高越接近骗局的真相。”他开始上网查找传销的原理，一天天动摇着曾为之付出一切的信仰。
在网吧最终想通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给母亲打电话大骂自己不孝。
随之而来的是耻辱和自责，两年间因为家人“不理解”自己，他不惜与家人翻脸。干传销不久，他把自己的亲姐姐拉进了传销组织，亲手毁掉了她的家庭。
回家之后，李旭不愿再迈出家门，“‘传销’两个字就像贴在脸上，大老远看到熟人就会躲起来”。他开始没日没夜地逛各种“反传销”论坛排解苦闷，逐渐成为资深的“反传”版主。
2007年，在与母亲的一次激烈争吵后，李旭揣着700元，带着在论坛里积攒下的人脉和勇气离开家，走出了“反传”的第一步。
他还记得在葫芦岛救下的第一个受害者。“感觉人生重新有意义了，迫不及待地想救下一个人。”李旭推了推眼镜，笑着把自己的那段时期称作“激情反传”。几年后，李旭到北京，创办了反传组织，“要救更多的人”。
反传协会的志愿者几乎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对他们来说，一次成功的劝说不仅救赎别人，也是在救赎自己。
32岁的志愿者赵学兵也曾做到和李旭一样的级别。离开传销组织后，他整夜失眠，“经常梦到自己骗家人朋友的场面，然后再看到他们骗更多的人”。
“吃饭，等死。”赵学兵吐了一口烟，如此描述当时的生活。直到他得知北京有地方可以反传销，才义无反顾来到这里“赎罪”。
“现在除了救人救己，我还很期待醒悟的受害者对我表达感激。”赵学兵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24岁的小张是个“见习期”的反传志愿者。他在上大学时被骗搞传销，后来赵学兵连续劝说他5天，才把他从骗局中叫醒。他当场决定留下来做志愿者。
“一个传销人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我看不下去。”小张声音颤抖，表情严肃地说。
“传销受害者很封闭，他们只愿接受同类人的信息。”李旭说。为此，李旭团队的志愿者曾扮演过孩子的老师、父母的朋友，先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再进行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