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不工作低消费，传销并不“拉动经济”
“地方政府暗中支持传销”是传销者给每个新来者的要上的第一课，在央视的采访中，好几位传销者都向记者强调：“公安局就在咱们旁边，也就50米远，可能让咱们干坏事吗？难道这些人都脑子有毛病吗？公安局会不管吗？武警部队就在这边，他能不管吗？”而甚至明白真相以后离开传销组织的受骗者也常常认为：大量的传销人员可以带动当地经济，所以当地政府实际上是欢迎他们存在的。
一般来说，传销者的生活费用都来自其缴纳的几千元“加盟费”，而一个传销者一般都会留下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就使得他们必须过一种极为简朴的生活，在很多城市的传销组织都要求参与者去菜市场捡菜叶，并称之为“磨练意志”。传销者的聚集地形成了事实上的贫民窟，他们动辄数十人挤在一间房间，粗茶淡饭，维持最低的生命开支，他们的消费非常有限，每人的一天的生活开支只有几块钱。以广西来宾为例，在06年前后据称该市有多达五万的传销人员，其实一年也就是几千万的消费额。而这些人并不从事工作，除消费外几乎不创造其他任何价值，也就是说，这几千万就是他们创造的全部GDP。即使对于有狂热GDP崇拜的地方政府来说，传销者们产生的这点GDP也毫无诱惑力。
而“传销城市”的名义影响招商引资
被传销首先影响到的是城市形象，广西来宾，北海等城市因为传销经常在媒体曝光，来宾一位官员沉痛的表示：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传销出名，投资者不敢进来，其次政府公信力受损。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指责政府无作为，这对来宾的影响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
传销还带来治安隐患
据资深传销人士介绍，传销组织留与走的比例在2:8，20%的人能留下来成为骨干，80%成为不确定的因素，而20%的骨干人士，一般能在一年时间内看清传销骗局，他们要么继续骗人，要么走人。因此传销组织中经常有做到高级别的人卷款而逃，而这些人的逃走很容易激化下面传销人的矛盾，这也导致大量传销人聚到一起时最容易引起的大规模冲突。此外，虽然传销者一般不会从事治安犯罪，但他们往往成为治安犯罪的目标，在来宾，咸阳等城市，由于传销群体一般遇事不敢报警，他们也成为抢劫，盗窃的常见目标。
传销屡禁不止，不能只怪地方政府
传销组织者被绳之以法
官方对传销的态度并不“暧昧”
中国政府对待传销的态度一向非常明确，除了《禁止传销条例》，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中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也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山东和广东都曾经是传销的泛滥区，从2004年到2008年它们把传销基本赶出了境内。目前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中，传销组织已经难觅踪影，他们大多潜入中小城市活动，尤其是那些城市规划扩容，管理较为疏漏的城市地区。
来宾市曾被称为中国“十大传销城市”之一，但据来宾市新闻发言人黄旭升介绍，来宾市采取专项整治与常态打击相结合工作方式，保持对非法传销活动高压态势，仅2010年，全市公安机关破获传销案件264起，劳动教养传销人员173人，刑事拘留488人，端掉传销窝点450个，遣返15000多人；今年1至8月，来宾查破传销案件101起，劳动教养传销人员202人，刑事拘留88人，端掉传销窝点133个，遣返5700多人。此外，来宾还于2009年11月正式成立来宾市打击传销联合执法专业队，“专业队”由于有法院、检察院同志的参加，在案件办理时提前介入、全程跟踪，为公安、工商开展调查取证提供适时指导，******机关和工商部门密切配合，从案件调查取证、行政处罚到追究刑事责任等实行“一条龙”办案模式。
但打击传销，法律有点“不给力”
政府给人“打传不力”的印象，其实也有法制上的无奈。按照法律规定，参与传销者只能说服、教育、遣散，没有抓捕和拘留的权力，对于组织和领导传销者，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拘捕。但是在传销体系的中下层严格意义上说都是受害者，对于这样人群只能通过说服劝解。可悲的是传销人员把这种劝解当成政府的支持和“宏观调控”，更加事无忌惮的参与传销活动。每一次工商公安接到举报查获传销现场，对于普通的传销人员也只能没收书籍，碟片等资料，以及进行口头说服——这几乎毫无意义，常常是前面刚驱散，两三个小时之后传销者又聚集在一起，长期如此之后，警察也就懒得管了。
在依法打击传销的工作中，更大的难度在于取证。要证明存在传销行为很容易，而要达到“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起诉标准，则必须查获传销组织工资单、汇款单、申购单、体系图（网络图）、传销组织者名单等，其实这样的证据链连参与的传销人员自己都难以收集。在以往破获的各大传销案件中，很多都是高级别传销人员举报，然后配合公安工商追查证据打击传销组织。仅凭公安工商独立寻找传销组织证据难度很大，需要长时间取证，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才能打掉一个传销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