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了一味药》 作者：慕容雪村(四)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48）

这堂课主要讲授成功的秘诀，简称“四快五保”，因为行业是新兴的行业、特殊的行业，所以规则也十分诡异，作为新人，要想尽快成功，只有四条道路可循：高起点跑得快、听话跑得快、谦虚跑得快、想得简单跑得快，此之谓“四快”。

我对前三条没什么意见，唯独不理解为什么想得简单反而跑得快。龙师父耐心开导：“比如两个人跑步，发令枪一响，你想也不想，‘嗖’的一下冲了出去，你肯定是冠军啊。要是你东想西想，人家都冲刺了，你还没挪窝呢，那你还比个什么呀？”我反驳：“你说的是体育竞赛，几分钟就比完了，可咱们干的是行业，那可是长期工程，有许多具体工作，如果不用心思考，怎么能干得好？”龙师父淡定地一笑：“干工程是吧？我干过工程！比如咱们俩一起搬砖，啊不对，比如咱们俩一起卖西瓜，说好了六点钟一起出发，到时候我开车走了，你还在那里东想西想：万一天下雨怎么办？万一西瓜坏了怎么办？你这不耽误事吗？”我如雷轰顶，立马开窍：“我懂了，就是要集中精力，不能有太多顾虑。”龙总微笑着揶揄我的智商：“你看看，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要是不举例子，你就是听不明白！”嫂子也是一脸欣慰的笑。

（二十八）

传销团伙中少见正常，多见荒谬，而最荒谬的就是要求成员放弃思考。和所有的愚民统治一样，他们痛恨智慧，仇视一切聪明的脑袋，只要求成员忠诚，绝不鼓励独立思考。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禁绝一切外来消息，禁止读书，禁止看报，禁止收听广播，先把人变成聋子和瞎子，然后篡改历史、捏造事实、伪造圣贤之言，把荒谬的说教、邪恶的理论一条条灌输到成员脑中。任何事情都只有一个答案、一种声音，成员必须无条件接受、无条件服从，绝不允许持有自己的观点，更不允许质疑和反对。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有人极力拉拢你，却又要求你别想太多，甚至要求你放弃思考，那么他一定是想骗你。聪明的人自己思考，愚蠢的人让别人替他思考。忠诚可敬，愚忠可怜。这也是传销骗局屡屡得手的原因：因为愚忠，所以老实；因为不善思考，所以轻信谎言。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49）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说过，中国若要富强，首先要开启民智。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要打击传销，开启民智依然是第一要务。用常识对抗谬论，用智慧揭穿谎言，让更多的人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则传销可绝、人心可安，否则这邪恶的骗局将永远流传。

“四快”之后，继之以“五保”，这是指行业的五大保障：团结、自律、节俭、复制、学习。从文法上根本讲不通，这五个词分属不同的类别，词性不同，词义也不同，很难想象有人会把它们归为一类。和所有不伦不类的传销口号一样，这“五保”同样经不起推敲，比如“节俭”包含于“自律”、“复制”等同于“学习”，“五保”只能算“三保”。但龙师父不这么想，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五大保障特别好，真的，只要你能做到这五条，一定会成功！”

讲完“四快五保”，龙师父问我对行业还有哪些困惑，我又提起“黄金点”，问他三千八是怎么变成五十万的，龙师父开始扯淡：“这个账特别复杂，告诉你你也听不懂。”我坚持：“好歹我也上过大学，学过几天高数，你说吧，我尽量理解。”他摇头：“跟你说了特别复杂，你就别问了！”我有点生气，说这又不是什么高深的数学问题，不就是加减乘除吗？哪有那么复杂？你尽管说，我就不信我听不懂！他一敲桌子：“好！那我考你个问题：我做个黄金点，我的下属也做个黄金点，你说我能赚多少钱？”我说我记不清那个提成比例了，你把《业务洽谈》拿来，我马上算给你看。他不拿，还是那句话：“我做个黄金点，我下属做个黄金点，你说我能赚多少钱？”接着我们拉起锯来，我让他拿《业务洽谈》，或者直接告诉我提成比例，他不干，一个劲地让我算账，还藐视我：“我说这账复杂吧，说你算不过来你就是算不过来！”争执了几个回合，我实在忍不住了，啪地一拍桌子：“你这不是欺负我吗？把《业务洽谈》拿来，不就他妈这么一笔小账吗，我要是算不出来，我把脑袋割给你！”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0）

传销者为蛊惑人心，经常会编造各种各样的数据，他们号称有七百多万人都在干这所谓的“连锁销售”，遍布二百二十多个城市，城市之间还搞评比，上饶分舵高居全国第四。这些肯定是谎言，可他们大多数都信以为真。公正地评价，我所在的这个团伙不算什么正规组织，更像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野鸡班子，与“连锁销售官方网站”相比，我们的理论不够系统，内容也不够完善，有很多事一听就是胡扯，账算得更是糊涂，所有人都相信自己能赚钱，可具体怎么赚钱、能赚多少钱，他们一无所知。

“连锁销售”也叫“异地连锁”，在全国各地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团伙，其模式基本相同：每个成员只能发展两个或三个下线、五级三阶制、出局制……但也有小小差别，主要是交钱的数目不同，有的团伙交三千八，有的交三千九，还有两千九、两千八等不同标准，与此相对，“黄金点”的数额也各不相同，有三万六千八、六万九千八、三万三千……

有个问题：如果我交了三千八，也做够了六百份，成了高业（或称A级业务员），到底能赚多少钱？我后来上网搜索，发现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二百七十万、二百七十六万、三百八十万、五百万……事实上，这些答案全都是错的，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传销团伙号称“高业”每月能赚到六位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它建立在一个绝无可能的基础之上，即：每人每月都能拉到一个下线。事实可以说明一切：小琳干了八个月，只拉到了两个直接下线，其中一个是小庞，另一个是她的同学立华，立华干了四个月，只拉到了自己的男朋友。

（二十九）

第二天小琳和嫂子把我接回住处，暂别两天，房间里已经换了一批人，王浩和管老汉都去参加“交际学”了，新搬来三个人：一个叫王志森，河南农民，大约四十五岁，爱说爱笑，为人非常质朴，我一直叫他“王哥”；一个叫赵诚，嫂子叫他“姐夫”，这人小学没毕业，个子很矮，可脾气极坏，我常在心里说他“一米四的身高，两米五的脾气”。他在房里从不干活，看什么都是一副不服气的表情，尤其看不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他了；还有一个叫郑杰，是南阳理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学通信工程的，刚毕业就被他妹妹骗了过来，做了大半年，熬得面色苍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鼻子上永远搁着一副深度眼镜，走起路来宛如画中金莲三寸的林黛玉，两步一颤，三步一摇，起阵风就能吹倒。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1）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和郑杰经常一同出入，他只有二十一岁，很多想法都很天真，有次坐在广场上晒太阳，他忽然叹息：“这世界太不公平了。”我问什么事，他连连摇头：“都是一个妈生的，你看我妹妹长得那么漂亮，我长得这么丑。”我安慰他：“咳，男人不在乎这个。”他不说话，嘴唇啧啧直响，像是在祈祷老天赐他馅饼，又像是在抱怨老天对他不公。

那段时间我一直尝试着去影响他，有次问他有什么理想，这小子是个游戏迷，大学三年，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网吧，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个专业游戏玩家，就像魔兽世界里的传奇人物摩恩那样，一辈子悠游自在，干最惬意的活，赚最轻松的钱。

我鼓励他：“那就去做啊，不管什么样的事业，只要你用心，一定能干出名堂来！”他抱怨起来，说自己没钱，玩游戏也需要成本，他连装备都买不起，根本没法参加比赛，只能先干“行业”，赚到钱以后再去实现理想。我壮着胆子诱导他：“你们同学中有没有在华为、中兴上班的？”他说有，我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试着找份工作呢？你学的是通信工程，多热门的专业啊，找工作不会太困难吧？”他还是摇头：“找是找得到，不过一个月就赚那么点钱，有什么用？还是干行业好，只要吃两年苦，我就能赚几百万，到那时，嘿，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说完停了一会儿，又说他想把自己的爸爸也骗过来，他爸在河南当司机，好像是某个事业单位的员工，我赶紧劝他：“还是别叫你爸了，你看，现在你、你妈、你妹妹都在干行业，将来成功了，你们三个每人赚几百万，加起来上千万了，何必把你爸也叫来？再说行业也不是一天就能干成功的，你们三个在这里吃、住、经营，都要花钱，这钱从哪里来？还不是靠你爸在外面张罗？万一你把他也叫来了，一家人全耗在这里，只出不进，说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谁有个三病两灾的，你手里一分钱没有，怎么办？”

郑杰微微一笑：“哥，你来行业时间短，有许多事还不明白，行业是个短平快的行业，要想成功，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动用全部资源！再说，行业随时可以赚钱，只要我们家有一个上了经理，一个月收入万元，那不就足够了吗？”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2）

有一天洗脑之后，我和他在步行街闲逛，他说自己参加过物理竞赛，我很是怀疑，心想这么弱智的谎言你都能信，凭什么参加物理竞赛？那可是高智商人士的专利。我对物理完全外行，只读过霍金的《时间简史》，还记得几个名词，提出来旁敲侧击地考他。这一考就考出真功夫来了，他给我讲黑洞，讲白矮星，讲普朗克常数、测不准原理，还提到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讲得头头是道，我都听呆了。

那时已近黄昏，两个人都饿得肚子咕咕直叫，恰好经过肯德基，看见有个乞丐坐在对面的台阶上，一手拿着几个热包子，一手拿着瓶娃哈哈营养快线，他吃两口包子，喝一口营养快线，再吃两口包子再喝一口营养快钱，吃得香甜，喝得畅快，嘴边亮亮的全是油。吃完喝光了，这乞丐不知从哪掏出来一支烟，点上后美美地抽了一口，样子十分陶醉。

我和郑杰眼睁睁地看着他大吃大喝，肚子咕咕地叫，嘴里直冒口水，郑杰感慨：“唉，乞丐都比我们吃得好。”我说是啊，你也饿了吧？他一脸委屈：“当然饿了，谁不饿啊？”我鼓动他：“那咱们进去吃点东西好不好？鸡翅、鸡块、汉堡包，你随便点，我请客！”郑杰回头看我一眼：“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行业有行业的纪律……”

郑杰，当代的典型产品，一个高智商笨蛋。他受过高等教育，谈起相对论来如数家珍，却看不破最简单的骗局；他知道什么是黑洞、什么是白矮星，甚至知道什么是普朗克常数，却唯独不懂最简单的道理：饿了要吃饭。

这是当下的社会之病，人们不缺理论，只缺常识。最无知的人也知道几个“主义”，却很少有人能够明辨是非。人们学习吃苦的意义，学习英雄悍不畏死的事迹，却很少学习如何过好自己的日子，更不知道什么是契约精神，而传销者利用的正是这些“美德”，他们祭起“爱国”的法宝，打着“利国、利民、利己”的旗号，以“两年赚五百万”为美妙前景，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道德蛊惑，把“成功”奉为至高无上、可以超越亲情、爱情和性别的第一准则，把一批又一批善良的人拖入泥潭，迷乱其心智，操纵其行为，扭曲其人格，堕落其道德。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3）

像郑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日日行走和呼吸的城市中，有数万、乃至数十万的大学生正在接受着传销的蛊惑，他们本该是人中的精英，却变成了可耻的吸血鬼。当他们受到恶人的引诱，就会迅速变成恶人的同党，噩梦醒来时，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赚到一些钱，成为可耻的罪犯；要么赔上金钱、健康和宝贵的时间，成为可怜的羔羊。

（三十）

西谚有云：愚蠢是无止境的。如果能愚蠢到狂热，怎么也该算是极高境界了。荷兰大贤伊拉斯谟一生反对狂热，我跟他是一伙的，都反对过激的正义、盲目的崇拜和无原则的忠诚。当满世热情高涨，我们就躲到一边儿凉快；当人们齐唱赞歌，我们就逃回自己的洞里翻白眼玩。我们知道，热情一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肆虐的毒火。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虽然《业务洽谈》拙劣不堪，传销者却都视之为圣经，认为这东西完美无缺，一万年也挑不出半点瑕疵，更容不得半点质疑，仿佛就是“文革”中那声震云天的呼喊：“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基因，却向来少见真正的反思。都说封建迷信不好，却依然迷信。人们看不见近在眼前的事实，不分对错、不辨善恶，把坏的当成好的，把臭的当成香的，抱着萝卜就当教主，拿着笤帚疙瘩就当观音菩萨拜，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小琳中专毕业，本该分得清“名誉”和“名义”之别，她只是失去了判断力。后来她回到三亚，在网上给我留言，说她喜欢毕淑敏的文章，也喜欢普希金的诗。我相信，如果她在上饶就能读到毕淑敏和普希金，她一定不会认为《业务洽谈》是多么了不起的文字。我更相信，如果我也处在她的境地：与世隔绝，读不到任何别的文字，每日里只是喃喃念诵《业务洽谈》，再加上时时有人提醒：“《业务洽谈》可不得了，四千二百九十五个字，字字都有深意！”我听多了，念久了，肯定也不会在乎什么错别字，如果时间再长些，我说不定也会挖空心思为那个愚蠢的“名誉”辩护。

传销洗脑有两大法宝：言论控制、思想禁锢。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质疑，先把人变成哑巴；再禁绝一切外来信息，把人变成瞎子和聋子。没了参照物，也就没了方向感，人们跋涉在茫茫沙漠之中，走得再远也只是原地打转。清末严复说八股文有三大害处：“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这说的简直就是传销。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4）

思想禁锢必然会降低人的智力水平，所有传销者都在经历着这样的蜕变：前三个月抵触，中三个月怀疑，后三个月相信，再给他三个月，他就会狂热地崇拜。把正常人变成白痴，不需要天打雷劈，只需要短短十二个月的思想禁锢和野蛮灌输。

中世纪的欧洲历史证明，思想禁锢只会造就文化萧条、人才凋零的局面。当数以千万计的传销者耗光了积蓄，熬垮了身体，当他们有家难回、走投无路，却发现这“行业”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他们又该如何回报这一直纵容传销、姑息传销的人间？我只能期待他们继续善良下去。

我抄了一个多小时的《业务洽谈》，抽了四支烟，这是传销团伙内的“晚读时间”，所有人都装模作样地拿本书坐在桌前，不过谁都没认真读，一直唧唧喳喳地说笑，小琳看的是《羊皮卷》中的《成功誓言之四》，二百一十八页，从七点到九点，这一页始终没翻过去。我抄累了，从她手里拿过来读了一句：我不再难以与人相处了。管锋嘿嘿地笑：“哥，你读错了，正确的读法是‘我不再与男人相处了’。”我哈哈大笑，心想这小子还知道反讽，是个好苗头，《羊皮卷》这种垃圾书就该尖刻地嘲弄。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就学到了这一段，众人轮流朗读，轮到管锋了，他款款站起，神情神圣而庄严：“《羊皮卷》让我睁开了眼睛……”

鱼生来能游，鸡啄开蛋壳能走，藏羚羊出生后十五分钟就能站立，然而这些脑袋洗空的传销者，活到几十岁依然睁不开眼睛。

抄到九点多，该睡觉了，众人洗脚上床。李新鹏和我睡同一张床，他喜欢蒙着头睡，我终于不用担心有人在脑后哈气了，睡得十分舒坦。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耳边铃声大作，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蓦地惊醒，翻身坐起，只见李新鹏满脸歉意：“哥，没事儿，是我的手机彩铃。”我惊魂未定：“大半夜的，你这彩铃也太吓人了。”他又露出那行贿般的笑容：“这是《无间道》里梁朝伟的台词，哥，没事儿，放心睡吧。”我长吁一口气重新躺倒，听见他在被窝里咕咕哝哝地讲电话，足足讲了半个钟头，我本以为他在跟女朋友谈情，后来隐约听到了一句：“他今天表现挺好的，对三笔财富和五大学科……”我恍然大悟，原来组织上正在关心我的成长，心里一阵发冷，想这帮家伙够周密的，思想工作做到了床上，我可得小心点，万一露了馅可不是玩的。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5）

（三十一）

心中烦躁，怎么都睡不着，起来上了趟厕所，发现嫂子正在灯下摆弄烟盒，这团伙中的男人大多抽烟，可从没见过一个像样的烟灰缸，全是用烟盒拼起来的：把六个烟盒首尾相连，拼成一个六角形，底部粘上一张锡箔纸和一层厚纸壳，一个完美无缺的手工烟灰缸就算造成了。这玩意儿很不可靠，平均两三天就要烧毁一个，有时还会燃起明火。制作工艺也很复杂，要描绘图纸、裁剪纸壳，还要消耗一定量的墨水和透明胶。据我观察，造一个这样的烟灰缸大约费时四十分钟，这还得是熟手。嫂子加入行业一年有余，至少做了七八十个，总费时四十八小时以上，约合六个工作日，而在上饶的便利店里，最便宜的烟灰缸只卖一块钱。

节俭是美德，但也有个限度，如果补一双破鞋的成本比买一双新鞋还高，那就应该扔掉破鞋穿新鞋，但传销者不然，为了省一块钱，他们宁愿花费六个工作日甚至更多，平均每个工作日约合一毛六分钱。

根据最新的《劳动法》，每人每年的正常工作时间为二百五十一个工作日，这时间如果用在传销团伙中，价值约等于四十二个烟灰缸。如果传销者可以活一百年，其一生所创造的价值也不过四千二百个烟灰缸。wrshǚ.сōm然而你知道，这就是传销行业的五大保障之一：节俭。嫂子教育我：“哥，你这么说不对，哪能乱买东西呢？行业干的就是一个节俭！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

在传销团伙中，只要过了最初三天的适应期，每天的生活都是同样的：早晨六点钟起床，七点钟喝一盆清水，七点十分开会，读《业务洽谈》，读《羊皮卷》，学习《二十条》，九点钟准时出门，半小时洗脑，其余时间全在无所事事地游荡。十二点吃午饭，下午再洗半小时脑，继续游荡，六点钟吃晚饭，饭后两个小时说笑打闹，九点半准时洗脚，十点之前必须熄灯睡觉，真个是“心中无一事，空腹满街游”。

这些人表面看起来忙极了，实际每天有效利用的时间不过两个小时，然而这样的教诲却时时响在耳边：“行业是个短平快的行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不能看书看报看电视？怕你分心！干行业要抓紧时间！”“行业不等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要抓紧时间！”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6）

是的，抓紧时间，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把石头推上山，再看着它一次次滚落下来，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空耗生命，抓紧时间只是为了浪费时间。

一月八日的晨会还是由嫂子主持，读完《业务洽谈》，她问我：“哥，考你一个问题：什么是五级三阶制？”我答不上来，旁边的管锋噌地站起：“五级三阶制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奖金分配制度，它曾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新加坡亚太地区直销大会上荣获最高奖项--银鹰奖，正是由于它的公平合理，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银行、保险、房地产和电信等部门，它只是一套算账的工具，就像中国的算盘一样。”嫂子提示：“不是‘中国’，是‘我国’。”管锋赶紧改正：“哦，就像我国的算盘一样。”嫂子点点头，转身鞭策我：“哥，你要抓紧了啊，这些可都是基础知识，必须掌握的！”我默默受教，心里不停嘀咕，想这段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会是真的吧？

事实证明，我并不比别人聪明，和所有的传销者同样无知。这番谎话编得拙劣至极，仅凭常识就能找出其漏洞--所谓“五级三阶制”，无非是“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然而想想就能知道，任何一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不可能只有五个级别和三个晋升阶段。不过愚蠢如我，还是要经过多方查证才能明白：原来这段话纯属信口开河，“银鹰奖”是编出来的，“广泛应用”是编出来的，连“亚太地区直销大会”都是编出来的，更谈不上什么“公平合理”，它只是传销团伙行骗的幌子。

开完晨会，照例由李新鹏和小琳带我洗脑，因为“对面老总”的业务繁忙，只好在楼下跺着脚干等，小琳和李新鹏显得十分亲密，经常把我晾在一旁，头碰头、脚碰脚地低声耳语，也不知说些什么。我替小庞吃醋，时不时冒几句怪话：“小琳，新鹏长得真帅，比小庞帅多了，是吧？”或者“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别搭理小庞了。”李新鹏似乎有所察觉，有时也会主动跟我聊两句，这一聊我就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以前被警察抓过，好像还不止一次，说警察的态度特别凶，立眉瞪眼地喝斥他：“蹲下，蹲下！给我蹲下！”还说有人不服从，挨了打。我听得有趣，问他怕不怕，他大咧咧地一笑：“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你听话，蹲一蹲怕什么？蹲上两个小时，警察就得乖乖地把你放出来！”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7）

话音刚落，一辆警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驶过，我斜眼看看他，这小子没撒谎，他真是一点都不怕。

（三十二）

在街上游荡多时，终于熬到了五点钟，我们慢慢游荡回家，所有人都回来了，管锋在厨房里擀面，没有擀面杖，拿一个啤酒瓶子代替，滚得骨碌碌直响。新来的王志森想去帮忙，被他推推搡搡地轰了出来，王志森跟我抱怨：“你看看这些孩子，一点活都不让我干！”我逗他：“谁让你那么老呢，活该！”他哈哈大笑，搂着我的肩膀大发感慨：“这行业是真好啊，所有人都像一家人一样！”说笑了一阵，他突然站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蓝色塑料袋，嗵嗵地跑下楼去。我心中纳闷：传销团伙不准私自行动，他怎么这么大胆？过了十几分钟，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塑料袋里装满了菜帮子、菜叶子，还有一段莲藕和一块生满黑斑的红薯，我大为诧异：“王哥，你去买菜了？”他嘿嘿地笑：“不是买的，捡的！”

这是传销团伙著名的“过三关”之一：面子关。只要加入行业，“自己”就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空无所指的“集体”，他们强调集体利益、团队精神，却极少顾及个人需求和个人尊严。在上饶、在新余、在广西、在大江南北，像王志森这样的人所在多有，还有许多年纪更轻、级别更高的，他们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走进菜市场，不问菜价，也不买任何东西，只拿着塑料袋四处逡巡，老鼠乱窜的泥里有一片烂菜叶，他们收进袋里；苍蝇飞舞的垃圾堆中有两根小油菜，他们收进袋里；有时还能捡到排骨和牛肉呢，他们拿起来看看，再看看，又看看，最终还是叹着气恋恋不舍地丢下：组织上有规定，骗不来新人就不能吃肉，捡来的也不行。

亚瑟·史密斯分析中国人的特性，首先强调的就是“脸”，在他那里，脸就是中国人的密码，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他讲的多是虚荣的一面，而在中文语境中，“脸”这个字不仅代表虚荣，同时也代表尊严。尊严不可或缺，可适度的虚荣也不是完全的坏事，至少能让人不至于太过龌龊。两足动物行走在人群中，即便是出于率真自然，也该保持基本的体面。不一定非要穿阿玛尼，可至少也该遮住私处；不一定非要挂金戴银，可至少也该把脖子洗净。当西装革履的传销头目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泥水和垃圾堆里拾起一根根烂菜，我不能说他们就此没了尊严，只能说他们忘记了基本的体面。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8）

我们当时的住处离菜市场很近，二十分钟就能跑个来回。那些住得远的就很麻烦，近楼台者已经先扫了一轮，轮到他们就只能捡那些更烂、更脏的，花一个钟头也不一定有多少收获。他们顶着风、忍着饿，在寒冷的冬日黄昏奔走多时，只为了一把不值一钱的烂菜叶子。然而他们无怨无悔，说这就是行业的关怀。

捡来的菜当然不会干净，白菜烂了大半，莲藕被老鼠咬过，红薯的黑斑下藏着伤人的毒素，可他们全不在乎，嫂子说：“什么细菌不细菌的，开水一煮，干干净净！”王志森附和：“对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没有继续争辩，开饭了，我端起饭碗，一口白菜一口红薯，白菜清甜，红薯绵甜，吃完后既没拉稀也没昏厥，就像吃了武侠小说中的不死灵丹，武功盖世，百毒不侵。

行业格言：过了面子关，你就成功了一半。

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每个传销团伙都是口号狂，他们把一切概念都标语化、口号化，比如干行业的“四大快”、“五大保障”和“六大杀手”，走在路上“四不谈”，奋斗过程“过三关”，成就事业的“黄金定律”、“六大心态”，与人相处的“三多三宝”，违反纪律的“三大御令杀无赦”……这些口号听着响亮，说着豪迈，带着一股不容质疑的傲慢劲儿，最大的用处就是把人脑格式化，让成员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永远不会东想西想。

这些东西粗暴、野蛮、不讲道理，只适合对付丛林中的野蛮人。我对此比较偏激，甚至会反对李约瑟提出的“中国四大发明”，觉得无论如何也该把豆腐算进去--它总比指南针重要吧？也不认可梁启超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总觉得这提法过于粗糙；至于“四大美女”、“四大名著”，以及更多的响亮口号，在我看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野蛮统计，可人们大多都奉之为金科玉律，极少有人能清醒地思考和辨析。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9）

（三十三）

在传销团伙中，与生活相关的口号都没什么人性，比如另外一个著名的“三多”：泪水多、汗水多、苦水多。“汗水多”是胡说，传销者大多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既不劳动也不锻炼，除了年轻小伙子的脚汗，别无出汗之处。泪水和苦水倒是真的，在团伙中待上几个月，基本上就和所有亲戚朋友都断绝了关系。当年的爱侣，此时的冤家；昔日的密友，今朝的仇敌，发短信没人回，打电话没人接，更别提理解和倾诉了，午夜梦回之时，传销者思此及彼，见残月如伤，寒星似泪，一时悲从中来，忍不住就会做长夜嘤嘤之哭。此痛无人知，此恨无处诉，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第二天肿着眼皮醒来，还得强作积极，读《羊皮卷》，背《业务洽谈》，用弱不禁风的身体扛着重若千钧的梦，用屈原投江的心情抱着一戳就破的事业，此中孤愤不可言说，汉语中有个词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叫做“活该”。

同样没人性的还有“过三关”，面子关解释过了，另外两关是行动关和冷水关。行动关指的是真抓实干，不能只看着别人赚钱，心动就要行动，必须拉下面子、抛开良心，去蒙、去骗，掘地三尺也要把亲朋好友骗来。更残忍的是冷水关，我们体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哪怕地冻三尺，也只能用冷水洗衣服洗菜，女性月经期间也不例外。

上饶的冬天很冷，那水我试过，冰凉刺骨，我人老皮厚还扛得住，年轻人几乎个个手上都有冻疮，郑杰的十根手指全部冻肿，小琳更厉害，手指头全跟胡萝卜似的，颜色青黑，多处冻裂，右拇指靠近指甲处裂了一道筷子粗的伤口，深几见骨，四周的皮肉全冻成深红色，看了触目惊心。我们相处二十多天，我陪她买过三次冻伤药，可从来没见好转。她还勤快，总抢着干活，有次我站在旁边看她洗菜，水很冷，洗一会儿她就拿出手来哈气，我想帮忙，她不让，那时房间里有一副黄色的橡胶手套，我说那你把手套戴上吧，她摇头：“手套是洗衣服的，不能拿来洗菜。”不知什么时候把伤口划破了，菜叶上淋漓的血，我心中暴怒，低着嗓子骂她：“你傻呀，戴个手套能怎么了？怎么能这么死板？我告诉你，疼可是你自己的，没人替你疼！”她转身微笑，大声回答：“我这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值！”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0）

我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始终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会使一个人如此麻木，又如此疯狂？

一九六一年，汉娜·阿伦特到耶路撒冷旁听了一场审判，受审者是著名的“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他是“二战”时屠杀犹太人的主要负责人，经他签署命令而屠杀了超过五百万人。汉娜·阿伦特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发现艾希曼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狰狞恶棍，也不是特别聪明或在某方面独具才能，他极其平庸，既浅薄又无趣，正如阿伦特的辩护词中所言，艾希曼只是一个正常人，而且是“极度的、可怕的正常”，她把这称为“平庸之恶”。

平庸之为恶，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艾希曼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熟读康德，自称“一生都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只是不想判断，宁愿放弃良知与邪恶同行。和大多数人一样，他见惯了罪恶，就会对罪恶麻木不仁。杀第一个人时，他也许会胆战心寒，夜不能寐；杀到第一百个人，他就能安然入睡，只是心中还有些许愧疚；等杀到一万、一百万人，杀人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像走路、睡觉和呼吸，人命在他眼里就像砧板上的肉，不再有任何意义。后来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仇恨犹太人，他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元首的命令。他不是犯罪机器的开动者，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麻木不仁的齿轮，却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罪孽：五百万条鲜活的生命。

与艾希曼相比，那些洗过脑的传销者连平庸都算不上，艾希曼只是不愿意做出判断，而传销者根本就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他们更麻木，也更糊涂，打电话骗人时，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提携亲友；给人洗脑时，他们以为在帮助伙伴，哪怕用暴力囚禁新人，他们也觉得自己心怀善意，就像父母对孩子动用必要的惩罚，“他现在想不通，过段时间就想通了，我要给他机会，这都是为了他好。”他们从不以为自己行事卑鄙，反而有种圣徒般的情结，觉得自己在牺牲、在奉献、在为国出力。后来我在上饶的派出所里和小琳聊天，我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一直强调一句话：“我没觉得我在做坏事，我没做坏事！”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1）

我把这称为“昏聩之恶”，如果艾希曼是罪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传销者就是这机器运转时喷出的黑烟，他们受人控制，身不由己，可是依然有害，就像多年前那群抄家烧书的红卫兵，不明方向，不辨所以，只知道跟着人群冲冲冲，犯下大恶却不自知，就如同身在梦中。

当某种罪行以光明的谎言煽动人群，那些缺乏常识、头脑昏聩、对“善”极度迟钝的人就会汹涌其中，世上最恐怖的事物就是缺失了同情心的狂热，一切集体暴行都出自于此。当人群变得狂热，人性就会悄悄溜走，其后果往往比普通罪行更加严重。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历史上一再出现，白莲教如此，义和团如此，传销也是如此。

（三十四）

回到住处刚刚十点半，还不到做饭时间，我和王志森坐在桌前瞎聊，他长得不错，眼睛亮，鼻梁高，一副英气勃勃的样子，年轻时肯定是个帅哥。我逗他：“王哥，看你这模样，当年应该挺风流吧？是不是祸害了不少姑娘？”他哈哈大笑：“嘘--，别让他们听见，我当年，嘿！”

原来这老帅哥当年也是个捣蛋青年，爬树跳井，摘瓜偷枣，横行三乡五里，也是一时英豪。话说有次他去赶集，在村口遇上了邻村的另一位捣蛋青年，两人互相不忿，先是白眼，白眼不解气，继之以骂娘；骂娘不解气，继之以推搡；推搡还不解气，他一脚就把人踹翻，摁在泥里结结实实地一顿好打，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挨打的偏偏是他对象的亲戚，好好的一门亲事就这么打黄了。

过完了偷鸡摸狗的青春岁月，王志森渐渐老了，他不算聪明，人也比较懒，除了种田，最多就是到乡镇企业打打零工，几十年下来，全部积蓄也就两三万元。他儿子刚刚十九岁，一年前被骗到江西，没钱入伙，就打电话骗他，说自己开了一家餐馆，要装修门面，让他汇了两万块，然后拿这两万块做了个高起点。入伙之后要发展下线，他不认识什么人，只能骗自己的父母，说饭店生意太忙，让他妈赶紧过来。当妈的肯定挂念儿子，买了张火车票就来了，经过三天的洗脑，觉得这是个好买卖，可身上还是没钱，又给王志森打电话，这次的理由更荒唐，说儿子病了，要住院，让他汇四千元。王志森的积蓄已经被儿子骗光了，只能出去借。他老婆拿这四千元做了一个资格点，剩下两百元买牙膏、牙刷、洗衣粉，你知道，这叫“经营费用”。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62）

现在家里只剩王志森一个人了，他天天发愁：手里一分钱都没有，来年的种子怎么办？化肥怎么办？无可奈何，只好四处找活干，刚找到一份工作，儿子的电话又来了，说饭店生意实在太好，让他赶紧来上饶，反正打零工赚不到几个钱，给别人干还不如给自己干呢，还特意叮嘱他多带钱，因为饭店要雇小工，要扩门面，还要进酒水饮料。王志森听得心动，可是车票都买不起，只能再出去借，借了一家没借到，再找第二家，终于凑齐了五千元，然后一头扎进了传销窝，从此就出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