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的传统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文化里有一种宽容骗子的传统。

　　杀人越货不可饶，贪污腐败不可恕，通奸偷盗有宗法，而对于诈伪犯案，惩罚的板子常常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唐律疏议》将制作法律文书时的弄虚作假行为视为诈伪，规定：凡诈伪官文书及增减者，杖一百。

　　当年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下令将其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瞧瞧！在苛严峻法的时代，“欺君”事发尚且如此，何况民间之诈骗行为了。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骗人，往往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谋权夺位也好，农民起义也罢，假造符谶，修改遗诏，各类政治谎言层出不穷，然后是成王败寇，窃国者高居庙堂，施行愚民政策。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有生之年，他这个提倡讲信用的人却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精神家园，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一条丧家之犬。

　　而当主流文化的传承者们士大夫阶层视骗术为一种智慧，一种统治民众的工具和手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注定会在道德上越滑越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诚信”已逐渐成为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国人，还在骗人骗得不亦乐乎。

　　钱钟书的《围城》对旧知识分子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主人公方鸿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搞个假博士学位回家哄老人，不过，内心始终有负罪感，后来才知道三闾大学地位最高的历史系韩学愈教授竟然也出自所谓的克莱登大学，而被方鸿渐指出克莱顿大学是野鸡大学后，韩教授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还一本正经地解释，克莱登大学是美国非常好的大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方因没把假文凭写进简历失去了教授席位离开三闾，韩学愈教授照样活得潇潇洒洒。

　　方鸿渐这个“小骗子”买文凭时连余款都没有付清，还上升到为国雪耻的高度，看来外国骗子遇上中国骗子，是一点活路都没有的。

　　不知有多少读者对方鸿渐成功诈骗那个爱尔兰人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如果有，那也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蒙蔽了正常的是非判断。当将“诈骗”行为赋予了所谓的正义性或合理性后，结果是很可怕的。福建省某县有两大特产：铁观音茶和短信骗子。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该县许多乡镇的村民竟将短信诈骗视为一种正当职业，他们茶余饭后聚在一起交流诈骗经验，全国各地受骗上当者不计其数，然而当地政府打击短信诈骗犯罪态度暧昧，原因是大量的受骗款项源源不断汇入，使得当地银行存款余额大增，有力“支持”了县域经济发展，并且“提高”了居民收入。后在新闻舆论的围剿之下，福建警方联手打击，方有所遏制。

　　这些年来，食品安全屡屡刺痛国人的神经，造假行为一路畅通无阻，监管部门形同虚设，消费者防不胜防。鸡蛋都可以人造，还有什么搞不出来？

　　某报曾发起过一场大讨论活动，论题是“应政府先讲诚信还是企业先讲诚信”。这种匪夷所思的议题出来，我宁愿相信不是决策人的弱智，而是一种清醒：政府都不讲诚信了，企业讲诚信还有什么用？

　　杜绝造假，必先从改造文化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