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资金、没身份、少认同 民间反传销前路坎坷—山东法制报(2)

当然，如果成本=金钱，问题并不复杂。可惜，这里的“=”更多是被“>”代替。

今年8 月份，在江苏丹阳做酒水生意的张先生求助风清扬，他的妻子深陷长沙某“资本运作”项目。“张哥当时想以女儿生病为理由，先把妻子骗出传销组织再当面劝说，但是没成功。因为传销高层不会轻易让人离开传销环境，没有环境的灌输，传销参与者很可能脱离传销组织。后来我们赶去武汉，在那里见到张嫂。但她显然是有备而来，一见面开口就骂，根本没法平静地交流，劝说就这么失败了。”风清阳告诉记者，见面时张先生8岁的女儿一直在哭，那哭声，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咸阳之行，风清扬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当时协助警方端掉一个传销窝点，刚在派出所录完证据，就被传销组织的头目盯梢了，一连几天都遭人恐吓、威胁！”教训多了，风清扬也总结出不少斗争经验，“像当面劝说一定要约在人多的地方，最好两人结伴前往。异地解救一定要求对方先提供交通、食宿费用，以防传销组织头目冒充求助者……”

不过，很多问题不是单靠经验就能解决的，譬如身份。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10 条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会员总数不应少于 50个、有固定住所、规范的名称、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及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该《条例》第 4条更是明确要求，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民间反传销：有希望，有迷茫

风清扬一直觉得，民间反传销组织有它独特的价值。“工商、公安多是打击传销的组织者，而缺少对参与者的反洗脑教育，导致不少参与者被遣散后仍会参与传销。至于政府的反传销宣传，更多是预防性的说教，以点对面，效果不佳。而民间组织的反洗脑劝说强调工作人员与传销参与者的平等对话，从共同的传销经历入手和对方交朋友。这种劝说显然更具针对性。”

“政府打击，民间施治，双方合力才能根除传销的土壤。”风清扬说。

只是，这种“合力”的形成尚无制度上的依据。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刘炜副教授认为，对处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民间组织而言，来自政府的许可、支持与来自社会的信任、参与构成其发展的两个合法性基础。同时，政府也要靠民间组织弥补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缝隙，以巩固自身的行政合法性。 合法性的供求机制原本使得民间组织、政府和社会三方联系在一起。而行政合法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出现。

作为新鲜事物，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已在广东、上海等地流行开来。

当然，这对风清扬来说还只是美好的设想。“再坚持两年，或许就干不下去了，但心里还是会放不下。”谈到未来，风清扬们揣着希望，但更多的还是迷茫……

见习记者 范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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