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销专业网讯 去年从北海回到湖北老家后，闫家余经常打电话要女儿回来，可闫芳根本不听劝。“她说我不懂，叫我别管。”闫家余叹道。
在闫家余眼里，今年30岁的闫芳从小很听话，小时因为家里穷没完成初中学业。结婚后，闫芳生育一儿子，现在读五年级。前些年闫芳在广东打工。自从迷上传销后，她和丈夫关系恶化。“一直闹离婚。”闫家余叹道。
为了挽救女儿，前段时间闫家余找到“有点子”的外甥吴彪，让其想办法。“我们劝一点用都没有。”吴彪告诉澎湃新闻，“我的办法是，必须打入传销内部去，跟外面打传队的里应外合。”
吴彪让他弟弟吴忠（化名）参与行动。吴忠在电话里向表妹闫芳表达“想出来找事做”的意愿，闫芳希望他来北海“发展”；闫家余也向女儿透露“出来继续干”的想法。
10月22日，闫家余和吴忠从湖北坐火车抵达北海。按照吴彪的叮嘱，他们先去了北海市银海区打击传销工作专业队（简称“打传队”），记下联系电话。
当天下午，闫家余和女儿取得联系。闫芳接他们先到酒店住下，晚上带他们去“朋友家”——市区一栋出租屋内，六七个“朋友”陪同吃晚饭，其中有闫家余去年认识的两名东北籍传销人员。这些“朋友”向他们炫耀“投资生意”的好处。
第二天，闫芳带父亲和表哥游玩，dedecms
，宣传“国家重点工程”。中午到出租屋煮饭吃。下午两点多，闫家余和外甥吴忠决定实施“计划”。
“我外甥找了个理由，说出去买点感冒药，到外面给打传队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地址。”闫家余说，当时过了20来分钟，五六名打传队的工作人员进屋搜查，然后将屋内的闫芳、闫家余和吴忠三人带走。
闫家余记得，他们被带到打传队办公的派出所。刚进院子，他看到里面停了两辆大巴车，陆续走下刚被抓的传销人员，“大概有100多人。”
当天下午，接受问询后的闫芳被放了出来。她不属于传销组织的顶层骨干人员，没被拘留，只是遣返。闫家余等人买了三张火车票，准备坐车回湖北。“中途她说忘记拿东西，回去了两次，我们都跟着。”闫家余说。
晚上，闫芳跟着父亲和表哥来到北海火车站。临近开车时，她突然提出不回去。“她说不想放弃，还是要继续‘做生意’。过段时间如果实在不赚钱，就自己回。”闫家余当时很生气，骂了女儿，却没有其他办法。
当时从电话中得知情况的吴彪，给闫家余、吴忠出主意：“实在不行，把她绑回来。”
闫家余终究没这样做。“把她绑回来也绑不了她的心，她还会出去。”他叹道。
当晚，闫芳提着行李离开候车室，返回了北海。闫家余则带着外甥坐火车返回湖北。
“我是没办法了。”这位六旬老人身心俱疲。他希望当地继续加大打传力度，“把那些头头全抓了。”他还希望女儿在这条路上不断“碰壁”，早日迷途知返。
反传人士：打传需建立“反洗脑”救助机制
事实上，今年来北海的打传工作处于持续的高压态势。这正是闫家余等人所期盼的。
“基本上每天都有行动，都在抓人。”10月27日下午，北海市银海区打传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公开报道，今年8月29日，北海出动两千多名执法人员清查了311个传销窝点，查获1228名涉传人员；9月底，北海市检察机关对“2.17”传销专案的167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出批逮决定，这是广西迄今一次性逮捕人数最多的传销案件。
而另一方面，一些传销人员被遣散后仍设法重返传销组织，这成为执法人员头疼的现象。对于闫家余女儿这类例子，我国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认为“非常普遍”。
“这些传销受害人都被洗脑了。打传办和家人把他们带出来，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根本改变。”李旭说，由于并未认识到传销的本质，许多参与人员就算解救出来，也不愿回家，有的回家后又重返传销组织。
“家长带走人但带不走心。他们认为家人是挡他的财路”李旭说，对于打传办等执法部门的教育，传销人员往往有排斥心理，甚至有“提前免疫力”，“传销组织早就给他们提前打了预防针，执法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他们认为是宏观调控，是吓唬胆小怕事的人。”
“简单的批评教育没有效果，必须进行系统的反洗脑。”在李旭看来，“反洗脑”是一件很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反传知识储备。
作为传销受害者的家人，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在传销泥潭愈陷愈深？李旭建议，家人可以“适当软硬兼施”，尽量将受害者带离“疯狂的传销环境”，使其逐渐冷静。对于受害者“中毒”极深以致解救失败的情况，李旭建议家人可向专业的反传人士求助。
作为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的会长，李旭介绍，民间专业反传人士大部分从受害者转变过来，熟悉传销内幕能“现身说法”，可起到较好的劝说效果。
李旭还建议，执法部门查获和解救传销人员后，应加强“反洗脑”教育，“很多地方并没有形成‘反洗脑’劝说的救助机制，导致治标不治本。你把人遣送走，半路他就跑回来了。”
据李旭介绍，近年来，国内民间反传组织也在加强与地方执法部门的合作，对传销参与人员进行专业的“反洗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