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出狱后现状：投资失败误入传销亲友反目(4)

回忆起入狱之前的人生，就好像翻开了另一本小说，赵作海滔滔不绝地给记者描绘着当年的情景，“四年四次，很少见的。”

说到兴起处，赵作海还操起了当年参军时练习的正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这和在监狱里，完全不一样。在监狱里，得抱着头蹲着。”话锋一转，赵作海眼神里的光也跟着暗淡了。

“参军回来，我带着前妻去了延安十年，做做生意，卖卖中药，回来种种辣椒，产量也不错，后来就出了你知道的事。”

“在监狱里，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管，没有自由。在里面，就是吃饭、干活、学习。”赵作海笑了笑，“我把干活赚的（兑换）票、生活费塞在瓶子里藏在床下，等出狱的时候一看，嘿，竟然攒了不少钱。监狱长说，赵作海你看着挺老实，想不到挺机灵的嘛。”

虽然，言语间努力轻松地叙述着，但委屈和不平还是在回忆中涌了出来，赵作海好几次默默抹掉了眼角的泪水。“他们说，知道你是冤枉的，知道你很苦。那时候，我就哭了。”

现在，他已不大愿意再提起这些过往。“出来以后，社会变了，和孩子也没什么感情，都不一样了。”

冤案打乱了既有的生活节奏，就像在《肖申克的救赎》里，蹲狱多年的老布无法适应外面生活，选择自戕。赔偿金根本填补不了11年监狱生活给赵作海带来的巨大断层。

这不是赵作海的个体遭遇，而是一种投射：从佘祥林、张氏叔侄到“川版赵作海”王本余，都呈现出种种生活错乱：佘祥林，出狱后做过啤酒销售、开过饭馆、被朋友骗过，他“努力想跟上这个社会”却发现力不从心；王本余，蹲了18年监狱后，父母去世、养女远离，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

对冤案当事人的救济方式，难道只能赔钱了事？能否更系统化、立体化地进行善后救济，比如进行专业心理指导、再就业指导、“跟踪式服务”，等等，帮助他们和社会接上轨，不再过着“乱码人生”？

采访时，有认识赵作海的市民告诉澎湃新闻，“他这辈子挺苦的。照顾不应该只是给钱，还得告诉他怎么用这个钱，怎么融入这个社会。不然，受了那么大委屈，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

“现在什么都不想，也不想回去。和老赵在一起，就是家。”李素兰说，儿子以后结婚都需要房子，回去了房子不够。

对于现在，赵作海也没啥要求，“以前过得很坎坷，现在只想过平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