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传销经济邪教必须解决的几个困局

传销经济邪教往往打着投资国家重点项目、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商人、打造七亿中产阶级、振兴民族经济等旗号，甚至通过伪造政府公文，假借政府办公楼、公共设施、特色城市地标建筑，寓意他们的骗人“行业”和“项目”是国家暗中扶持和支持的朝阳行业，具有很强的诱惑性和欺骗性，严重透支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严重威胁国家的金融安全。

　　传销给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带来的灾难性甚至倾覆性的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扭曲正常人的财富观，助长不劳而获、好逸恶劳、一夜暴富思想；谎言惑众，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诚信体系；毫无道德底线的拉人分钱，割韭菜一样吸干一个个家庭的血汗钱，导致家庭成员反目、分崩离弃、族群失和，滋生许多社会不稳定隐患，衍生种种隐形刑事犯罪。

　　传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巨大毒瘤，如不及早根除，势必会影响国泰民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相关惩治传销法律理念的滞后，重要法条修订跟不上传销邪教骗人理论体系、歪理邪说改头换面、翻板升级速度；打击手段滞后，落后于传销邪教钻法律漏洞、利用网络、游击战术、捉迷藏手段的升级换代速度，所谓填坑不如挖坑快，导致传销邪教屡打难绝，愈打愈泛滥成灾，甚至还象癌细胞一样疯狂扩散、蔓延。

　　多少受害者亲人，在使尽浑身解数、心焦神瘁，甚至流干了眼泪之后，却无助更无力阻挡财尽家散，挽救不了爱巢的坍塌，修复不了家庭宁静港湾的淤埋；多少曾经相亲相爱的伴侣，在操碎了心，心被用钝刀割得支离破碎难以缝合之后，却唤不回堕入传销深渊亲人灵魂的苏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缘尽情灭，让人痛彻心扉、肝肠寸断。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让痛苦绝望之中的受害者看到党和国家打击传销的决心。张天任、蔺涛、孙建国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有关打击传销法律修订的宝贵提案，让无数受害者家庭看到了推进惩治传销法律修订艰难历程中的一缕阳光和一线希望。
　　衷心感谢李克强总理对全社会根除传销经济邪教的掷地有声宣言！衷心感谢张天任、蔺涛、孙建国等人大代表对根除传销经济邪教和惩治各种互联网诈骗的高质量、接地气、连民心的提案！也衷心希望他们的善举和义举能够推动全国人大和“两高”加快加大惩治传销法律的修改进程和力度。

　　我个人认为惩治传销法律修订和打击传销活动，应着重解决或者跳出以下４个困局：

　　一是解决“大鱼金蝉脱壳困局”。即：仅以单一领导、组织传销罪对传销首恶分子和核心成员量刑定罪，可能让传销体系的设计者、完善者、领导者、组织者、培训者、推广者重罪轻罚甚至漏网，而应以非法吸金罪、破坏婚姻家庭罪、非法拘禁罪、人身伤害罪、涉黑罪、邪教罪、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罪综合考虑，按社会危害和影响最严重的罪顶格起刑，累计加刑，直至无期徒刑和死刑，惟其如此，才能发挥法律的强大震慑作用。

　　二是解决“养猪式困局”。即：入罪门槛过高，对骨干分子不痛不痒的处罚，可能导致这些人大错小诫、重罪小惩之后，卷土重来甚至另起炉灶、自立门户，坐大难除，还会导致虾米变小鱼、小鱼变大鱼、大鱼变恶龙，以及受害者变成施害者和加害者的恶性循环后果。建议取消30人联合报案才予以立案门槛，只要向特定人诈骗和非法吸金，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那怕只有一人金额五六千元，只要证据链完整闭合就应立案，同时明确起始刑最低标准。

　　三是解决“轰麻雀式困局”。即：着力解决公安经侦、工商管理、市场监管、打传办等机构职责界面不清，衔接不到位，导致“九龙治水”，龙多不治水的窘象；着力解决各地自扫门前雪，各自为政，甲地严打后，传销人员候鸟式迁往乙地的怪象。要树立全国一盘棋、区域联动、协同作战的意识和大兵团大战役作战思维。

　　四是解决“牛栏关猫困局”，即：与时俱进，要有超前意识，甚至神来之笔，综合考虑网络诈骗、传销、软暴力欺骗等经济犯罪的升级和变种，制定完善相关法律，罚当罚之罪，刑当刑之人。

　　本着履行“功成不必在我，但成功必定有我”的普通公民义务和责任，希望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行动起来，用我们的绵薄之力汇聚成强大的正能量，全国的各地的受骗者家属行动起来发出我们的正义呼声和呐喊，加快推动国家根除传销经济邪教立法或修法进程，让传销经济邪教早日从中华大地绝迹绝种。此贴求扩散，谢谢！